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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与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建

2018-01-0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习仲勋,1962年被康生诬陷授意炮制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习仲勋罹难两次下放洛阳工厂劳动“改造”及在北京隔离审查、脱离领导岗位长达16年之久。

1978年4月,矢志不移、年已65岁的习仲勋,恢复组织生活后即被中央派往广东省主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一直工作至1980年11月调回北京,襄赞中枢。

习仲勋主政广东仅两年零八个月,但贡献卓著,影响深远。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雷厉风行,成果丰硕,而他建言中央并主持创建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则是最重要硕果。

一、调研外逃香港问题,提出发展经济对策——在深圳、珠海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到广东时,满目“文革”疮痍。习仲勋住处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要凭票购买,起早排队,有些老人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有时习仲勋也在早上5点多钟去排队。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没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广东紧邻港澳,是难以闭目塞听的,粤港百姓贫富差别悬殊,青壮年眼见为实“走为上”,偷渡逃港谋生成为困扰广东近30年的顽症。紧邻香港30万人口的宝安县(深圳市前身)是“重灾区”,达12万人次偷越境,成功越境定居香港者有6万之多,留下来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且多是年老体弱,全县40多万亩粮田有10多万亩撂荒。而宝安县所在的惠阳地区,外逃人数占全省60%以上,偷渡搞得人心涣散,给广东省乃至各省区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习仲勋主政广东省,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绕不开的偷渡逃港问题。习仲勋在广东任职期间,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足迹遍及南粤大地,有“粤东之行”、“粤西粤北之行”、“海南之行”。他抵粤第一次调研就径直去宝安县,在与香港仅有一街之隔的沙头角“中英街”,我方杂草丛生,萧条冷落,香港那边车水马龙,繁荣蓬勃。临时收容站里,习仲勋询问青年人为什么要偷渡?回答是:“我们穷,分配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习仲勋又与20多位宝安基层干部座谈解决逃港问题,基层干部直言“左”的思想束缚,使宝安县与香港新界农民生活差距日益扩大。习仲勋不忌讳,说,“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国内却不行?这是政策问题,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要最终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根本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习仲勋与邓小平所思是完全一致的。1977年11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广东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那么,具体怎么解决呢?基层有好做法,习仲勋到蛇口看了一个渔业生产大队,有5 对船,最大的150吨,共有200多个劳动力出海,生产搞得不错,渔民收入也较高,他很高兴。 他还考察了宝安县两家“三来一补”企业——即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制作和补偿贸易,他表态鼓励大力引进港资办工厂。在听取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他鼓励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习仲勋深感调整经济政策和改革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他说,“许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不让搞,不敢搞,比如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企业家进设备采砂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他一眼看到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宝安县的出路,指出,“搞外贸基地建设,主要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价高、赚钱多,你们就生产什么,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农民能增加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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