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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观

2016-12-07中国社会科学网王雨辰

作者简介:王雨辰,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3

西方绿色思潮可划分为“深绿”“浅绿”和“红绿”三个组成部分。其中,“深绿”主要是指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主义思潮;“浅绿”是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思潮;他们的理论特点都是要求在不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单纯通过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红绿”则是倡导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生态问题形成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理论特点是要求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上述绿色思潮在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治理等关乎生态文明理论的核心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深入研究他们的生态文明观的异同与理论性质,对于我们建构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和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深绿”思潮依次经历了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三个阶段,他们或者借助功利主义和康德道义论伦理学或者以“所有生命是平等的”这一认识为基础或者借助生态学科的整体性规律,批评人际伦理学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只考虑人类的利益,而忽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需要和利益,使人类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强调应当突破传统人际伦理学把道德关怀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做法,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和所有存在物上,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并通过社区生态自治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才能解决生态危机。他们正是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建构他们的生态文明理论的。

“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由此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建构了生态文明理论。其理论具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其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反人道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性质。由于他们坚持“地球优先论”,把人类看作是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具有高于其他物种的特殊价值,这实际上是以降低人类尊严的反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建构生态文明理论。同时,他们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根据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直接推出来的,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无法通过严密的科学,论证其普遍性和必然性,于是他们借助人的神秘体验和境界提升,来对“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加以说明,这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他们由此把生态文明与经济增长、技术运用对立起来,这种反人道主义、神秘主义、相对主义、反科学技术的立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具有一致性,使其生态文明理论带有浓厚的后现代性质。

二是其价值立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单纯的生态价值观问题,忽视了对人类与自然界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忽视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对于人类如何看待自然、如何处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才是当代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生态价值观只能起到强化或弱化生态危机的作用,其实质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当前全球生态治理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的作用,其价值立场上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

三是其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反对工具理性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性质。生态主义虽然反对近代的机械自然观将人类和自然机械地对立起来,但坚持有机论和整体论的自然观,主张把人类与自然看成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种共生关系。他们只不过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从偏执于人类利益转换到偏执于自然的利益,本质上依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造成这种结局的根源在于:他们所坚持的自然观本质是与人类实践和社会历史的抽象自然观脱离的。他们把“自然”理解为“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是与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渴望回归想象中的乡间田园生活的情感相联系在一起的”。①可以看出,他们眼中的“自然”实际上是处于人类文明作用范围之内的“荒野”。在他们眼里,人类文明与自然是对立的关系,所谓保护自然就是要避免人类文明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生态文明被理解为人类顺应自然的一种自然主义的生存状态,不懂得一旦人类的生产无法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就只能以破坏环境的方式维系自身的生存。反映了其理论反对工具理性的浪漫主义和乌托邦性质。

四是其生态文明理论缺失了社会和政治维度。“深绿”思潮注重对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维度的探索,忽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制度根源,不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法真正把握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不理解生态危机的本质上反映的并不是生态价值观的危机,而是人们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利益危机,这种矛盾利益危机体现在民族国家内部和民族国家之间两个层面。从民族国家内部的层面看,实际上就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上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冲突;从民族国家之间的层面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在生态资源上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冲突,目前主要体现为以资本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生态利益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看,以资本为基础的发达国家都应该为当前的生态危机负主要责任。从历史的维度看,以资本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属于率先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其方式就是通过殖民统治开拓世界市场,剥削和掠夺被殖民国家的自然资源,不仅造成本国的环境问题,也造成被殖民国家的环境问题,从而对被殖民国家欠下了“生态债务”。这种“生态债务”具体说就是发达国家“掠夺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破坏环境、占有环境剩余空间来堆积废物由此而形成的债务”②;从现实的维度看,资本利用其控制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国际分工和不合理的世界贸易,通过控制工业品和自然资源的价格差异和制造绿色贸易壁垒,继续剥削和控制落后国家的生态资源,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不仅如此,他们还把生产废料和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转嫁生态问题的同时,还指责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当前的生态危机,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因此,像生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不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体系,希望单纯依靠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通过生态社区自治,来解决生态危机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浅绿”思潮包括环境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他们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的同时,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作了系统的修正,并以此为基础主张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强调通过技术革新、自然资源市场化和制定严格的环境政策解决生态危机。

“浅绿”思潮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不是当前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口过快增长、现代技术的内在缺陷和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在“浅绿”思潮看来,人口的过快增长不仅导致自然资源的快速耗费,而且也导致了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由此形成为了生存不得不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的恶性循环;同时,在不断满足资本追求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驱使下,杀虫剂、洗涤剂、塑料、橡胶等对环境具有高度影响的化合物和化学品的不断出现和使用,日益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因此,正是对环境“具有急剧影响的生产技术已经取代了那些毁灭性较小的技术。环境危机是这个逆生态模式不断增长的不可避免的结果”③;“浅绿”思潮强调,将自然资源看作是上帝无偿的馈赠,是导致生态危机发生的另一原因。由于自然资源被认为是上帝的馈赠,由此人们滥用自然,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自然”被认定为是满足人们无限度的欲望的工具,最终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

基于上述观点,“浅绿”思潮进一步阐发了他们的生态自然观。由于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有能力解决生态危机,不需要通过制度和生产方式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的生态自然观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近代机械自然观,而不是与生态科学联系在一起的有机自然观。近代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类相对立的一个按照机械因果规律运行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客体,由此形成人类和自然之间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科学技术就是人类控制和支配自然的中介和工具。“浅绿”思潮反对“深绿”思潮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任何物种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和中心,而不会仅仅为了别的物种的福利而存在,维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生态运动的内在动力和基础,因此,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运动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问题只在于过去人们对人类中心论作了一种过于狭隘和不切实际的解释,体现在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类看作是宇宙的中心、自然的主宰和唯一具有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并且认为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应当得到满足,这不仅狭隘而且不符合实际,实际上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统治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其结果必然造成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要抛弃的是这种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浅绿”思潮由此从三个方面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进行了改变。具体说:一是美国学者默迪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论证了人类的价值高于地球其他存在物的价值以及人类对保护生态环境应负担的更大责任。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比其他生物物种具有更大的价值,主要是因为人类不仅处于目前地球和生物进化的顶点,而且比其他生物具有更大的创造潜力,但这也意味着人类对保持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负有更大的责任;二是澳大利亚学者帕斯莫尔提出了“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他反复强调以人类的利益和需要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没有错,但必须分清楚“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专制主义”的区别,人类对自然负有保护责任是基于对人类自身以及人类后代的责任。因此,他强调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对自然的改造和支配应当是有责任的改造和支配,这种责任本质上就是要求人们克制自己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以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三是美国学者诺顿通过把人类中心主义分为“强式”和“弱式”两种类型,提出要否定和抛弃“强式”人类中心主义,采纳能够避免生态危机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在他那里,所谓“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满足人类个体的任何感性偏好作为价值标准,而不论个体感性偏好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问题;所谓“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则是把人类个体的理性偏好的满足作为价值标准。所谓“理性偏好”就是指经过理性思考以后所呈现出的合理的需要,只有坚持“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避免生态问题的产生。诺顿强调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离开了人类,自然也就无所谓价值,他甚至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类比为“贵族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并要求人类像贵族保护其臣民那样,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可以看出,“浅绿”思潮强调应抛弃的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他们是在反思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缺陷的基础上,通过修正、丰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最终形成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浅绿”思潮提出了他们的生态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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