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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理论及其启示

2016-12-06中国社会科学网沙健孙

一、“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P519)

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上帝创造的?或者是女娲搏土而成的?这个长期以来令人困惑的关于人类自身来源的问题,直到近代才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809年,拉马克在《动物哲学》一书中断定人类起源于类人猿。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揭示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进化的理论。1863年,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论述了人猿同祖的学说。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起源与性的选择》一书中指明了人是从已经灭绝的古猿进化而来的。[2](P18-20)

不过,达尔文等并没有回答古猿怎么变成人的问题。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对此作出了回答。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恩格斯在论述人类形成过程时指出:首先是攀树的猿群,即“成群地生活在树上”的古代类人猿;而后是“正在生成中的人”;再后是“完全形成的人”,即已经能够制造工具的生物。[3](P550-554)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是通过劳动,人才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人是由分化产生的。“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3](P421)

从利用天然工具,如石块和木棒,到将石块和木棒制作成自己需要的形状,经过了漫长时期的劳动经验的积累。马克思曾从肯定的意义上引证过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即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4](P210)恩格斯则明确地指出,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是劳动”。而“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3](P555)

火的使用,从利用天然火到学会人工取火,对人的最终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3](P121)由于使用火,鱼类和猎物以及可用于烧烤的淀粉质的根和块茎等成为人的食物。熟食缩短人的消化过程,有助于促进大脑和身体其他部分的发展。火还可以用来驱逐猛兽,增强人们的自卫能力。它还使人们能够抵御寒冷,从而扩大人们的活动范围。人的生存不再受气候和地域的严格限制了。

总之,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1](P519)因为“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3](P548)“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3](P559)所以,“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P550)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考古发掘,包括对古人类化石与生产工具的发掘,对达尔文关于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论断和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从猿到人演化过程中作用的论断,提供了证明。

就中国而言,远在距今800万年,腊玛古猿禄丰种就已经繁衍生息在云贵高原之上,开始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是巫山人,距今204万~201万年,他们已经使用打制石器。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除使用粗糙的石器外,已知用火。距今71万~23万年的北京人,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不仅懂得用火,而且还能保存火种。距今约1.8万年的山顶洞人,仍使用打制石器,但已掌握磨光和钻孔技术,并已会人工取火。所以,中国是远古人类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5](P20-22)

人类的历史是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3](P421)

原始时代距今十分遥远。当时还没有发明文字,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所以,要弄清楚原始时代人类的历史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是:第一,对远古人类文化遗存进行的考古发掘。第二,通过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从某些“残存”的“落后的蒙昧人”的生活,追溯远古人类的某种生存状态。这种“落后的蒙昧人”曾被恩格斯称为“社会的化石”。[6](P42)第三,从历史文献与民间文学中关于远古的传说,推断原始人类的某些踪迹。[7](P4-5)将这几个方面的材料进行综合和对照,我们已经能够对原始社会的基本轮廓和发展线索作出大体的描述和论证。

美国民族学家亨利·摩尔根于1877年发表《古代社会》一书。他通过研究印第安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部落及希腊、罗马等的古代民族史,揭示了氏族的本质和氏族制度存在的普遍性,证明母系制先于父系制,说明氏族制度发展的结果必然产生自身的对立物——政治社会即国家。该书的副题即为“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恩格斯认为:“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3](P12)他“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6](P15)他为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这样就为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6](P28)

马克思曾经在1881年至1882年期间,研究过《古代社会》一书,并对该书作了详细的摘要和写了批语。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利用摩尔根的材料又补充了自己掌握的材料,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关于原始社会历史的重要著作。

我国学者认为,“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是当代考古学者的重大使命”。[8](P1-2)20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曾萌发过要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书写续篇的宏愿。有的学者认为,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将会有可能写出“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8](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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