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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层次

2016-12-20中国社会科学网唐正东

对于唯物史观的推进与深化这一解读视角来说,重要的不仅是马克思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是他怎样进行了这种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达到了最高水平,这应该不会有人质疑。但《资本论》是如何以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全面铺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资本主义现实生产过程的批判的,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话题。我以为,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有三个“不仅仅”:不仅仅是对交换价值及交换关系的批判,而且是对包含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内的商品关系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在统一性的批判,而且是对剩余价值及剥削关系的批判;不仅仅是对作为结果的剩余价值的批判,而且是对产生这种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与此相对应的是,不能把资本关系及作为其最基本形式的商品关系仅仅作为经验事实来看待,而是应当把它当作历史事实来看待;不能仅仅把它当作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事实来看待,而是应当把它当作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基于内在发生学过程的历史事实来看待;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般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而是更应该把它当作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历史事实,即基于客观内在矛盾运动过程的历史事实来看待。透过上述三重逻辑层次的解读,我们不仅可以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深层内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而且能对马克思在这种批判中所完成的唯物史观的深化有更清晰的认识,从而对于我们在当下实践语境中推进唯物史观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而商品是资本主义财富的一般形式,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从商品关系的视角来展开经济学分析的原因。但这里也存在着很大的理论风险。如果只是从经济事实的层面来界定这种商品关系,那实际上是无法准确地展示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一般形式的商品之丰富内涵的,因为这种商品也许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个偶然发生的集市上也存在着,这种情况下它只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产品,而决不是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基本形式的商品。这样一来,关于商品关系的研究实际上并不切中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核心内容。应该说,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在这一点上栽了跟头。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天然的、当然的生产关系,因此,没有赋予商品关系以历史性的内容,这就难怪他们无法看到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中的丰富内涵。而马克思在《资本论》时期对这一点是有明确的认识的,他眼中的商品是已经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商品。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指出: “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出现的商品,它表现为最简单的经济关系,资产阶级财富的要素……如果我们现在进一步研究,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产品才普遍作为商品来生产,或者说,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才表现为一切产品的一般的、必然的形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只有在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考察就超出了对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围,因为我们在以前分析商品时所研究的只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产品,使用价值,而不是关于每一个产品必须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上才表现为商品的问题。”① 马克思此处所强调的对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考察,已经超出了对商品本身分析的范围,这一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什么才是马克思商品批判理论以及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

我承认,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思想的确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在一段时期内,他实际上没有完全把握住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准确内容,尤其是其中的内在矛盾的内容,而只是从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的角度来建构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这实际上就是没有完全看出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产品和作为资本主义财富的一般形式的商品之间的不同。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豪地说“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② 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关注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这一事实性前提,但没有关注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赋予了商品形式何种特定的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关注到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的历史性前提。于是,当从交换价值、货币制度等概念入手,而不是从商品概念入手来谈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谈论的是一般私有制条件下以商品形式出现的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

经过《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的思想过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成功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建构。他的确已经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的角度来解读私有制的历史过程。但是,对这一点的承认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上也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他此时尽管看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都变成了货币关系,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但问题的关键是,他还没有把握住作为资本的基本存在方式的货币与一般交换关系中的货币之间的不同。由此,他还无法超出对货币本身分析的范围来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关系,譬如,他还无法把握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货币关系必然发展到基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劳资交换关系这一新阶段。停留在一般货币关系层面来谈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给马克思推进在这一问题上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譬如,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到底是什么?在谈到上述这种矛盾时,马克思的确说过“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③ 但这是否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的最准确表述? 考虑到《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我们显然不能对此作肯定的回答。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哲学的贫困》中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当马克思说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并且说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是对经济事实的准确描述的时候,他实际上说得是不深刻的,因为资本把人变成了可变资本而不仅仅是作为物的帽子。马克思正是因为仅仅从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入手才会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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