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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原初视域

2017-01-11《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0166期胡大平

就意识形态问题来说,它之所以是一种“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或者更准确地说,之所以是一种自我虚构,乃是因为它屈从于到目前为止的阶级统治造成的思想统治这个神话。

遗憾的是,我们仍然处在这个神话中。我们注意到,实际上,意识形态一直是整个西方知识史展开的中心议题之一。从马克思向后看,莫斯卡的“政治手段”或“伟大迷信”,索雷尔的“统治神话”,阿诺德的“民俗”,韦伯的“合法性”,涂尔士的“集体表象”,拉斯维尔的“权威符号”,曼海姆的“意识形态”都与他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一致,这些术语证明支配符号在社会分析中居于中心位置。[5](P38)而从马克思向前看,洛克的“主权原则”、卢梭的“公意”、斯宾塞的“公共情感”则承担着相似的功能。

当然,在流行的研究中,人们提及最多的仍然是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只是由于特拉西的概念与上述各个概念相比要含糊许多,反而使我们难以确证马克思与他的关系。所有这些概念都表明,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存在着需要测度的一个基本事实:特定的统治结构总是寻求特定的观念支持。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其他任何人做得都要多,从而正确地阐明了意识形态原理。他证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P285-286)也就是说,统治本身并非源自观念,相反,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生产出来的,他戳穿的正是“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就埋下了一个伏笔。之所以是伏笔,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一直未能在抽象层次上分析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当他们形成上述认识之后便转向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分析。

需要我们确认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意识形态不纯粹是观念现象,而且是通过观念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这也是他们将意识形态同时归结为上层建筑问题的原因。正是从整个社会结构——特别是统治结构——出发,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的倒立机制和颠倒性质。今天的学术偏爱用来自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描述它,而实际上,恩格斯早就这么做了。例如,在谈到法的原则时,恩格斯指出: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以前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6](P702)

在这里,恩格斯清晰地说明,意识形态之所以是意识形态,原因在于它是一种“没有被认识”的颠倒。没有被认识意味着“不知不觉”、意味着“无意识”,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地方谈到过的。恩格斯还作过一个总结: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6](P726)

恩格斯说得再清晰不过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派惊天动地的“词句”以及他们的老师黑格尔的体系称为意识形态,不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吗?在此,我们亦可以明白,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借用的特拉西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构成概念反讽性的对比了。这种借用,就如《神圣家族》的标题一样,与原来的作者无关!这也意味着,为了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每一次都去追溯特拉西这个神圣的“起源”,这种做法恰恰是意识形态的。与这种做法相比,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无父的孩子”这个比喻,尽管过激,但要正确许多。

至此,我们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颠倒”性质及其原因,由之观之,意识形态本身并非纯粹的观念现象,而是社会结构问题。这意味着,戳穿意识形态假象的工作,并非如人们想当然的那样,对那些已经获得普遍性外观的特殊利益大喝一声“皇帝并没有穿衣服”;消灭阶级统治也不是仅仅寻找一种更普遍的观念,至少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2](P100)然而,再宽广的基础仍然是阶级统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果断地提出消灭阶级统治的口号。从这一角度来说,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方法恰恰并不在于意识内部,毋宁说,在意识内部寻求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方案的做法恰恰是最深刻的意识形态。今天发生的干脆把当代称为“后意识形态时代”的做法更是一种别有用心的险恶。

为什么说新的知识学实践必然打开的新的革命实践?从这里出发,我们不难理解原因所在。然而,理解原因,这不是问题的重心。真正的重点在于,这个事实要求,只有从新的革命实践出发才能理解新的知识学实践,才能解决下面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何以保证马克思、恩格斯的新知识学实践不会重新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或者说,在实际上承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这个意识形态功能时,历史唯物主义如何通过自己的知识学实践始终保证科学性质,而不会倒退为先验原理或对生活的“颠倒的”(无意识的)反映。

在进一步展开讨论之前,需要做一个插曲,简单地回顾一下定义“意识形态”问题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突出强调意识形态批判与新的知识学和革命实践何以始终是一个一体的过程。

如马克思所言,写作这个文本的动机是,他与恩格斯共同阐明自己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由于这一原因,它的第一章,同样以十分清晰的逻辑结构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之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独特理解。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留下来的是一个手稿残篇,按照现行的手稿编排来说,第一手稿是总论,阐明了总的批判原则。在其结束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补充说明:“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2](P74)第二手稿的中心内容是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而首次正面阐发他们的科学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三手稿的焦点内容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可视为基于新历史观而做的政治深化。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份手稿中证明,统治并非源自观念,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不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第四手稿关于私有制的历史变迁,核心是围绕生产工具和生产力进行的,而重点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历史发展。这里的讨论类似于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两大社会形态(即史前史与真正的人类史)的讨论,只是在结构和逻辑上应该是后面讨论的基础,即分析从原始的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换。当然,从这种转换的必然性(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得出资产阶级私有制必然灭亡的结论。

在关于这个文本的一般理解中,“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结论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这种理解是正确的。因为,为完整地说明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必然灭亡,并站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定位共产主义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将面临许多更具体的论证,例如,从宏观方面分析不同私有制的历史过渡,研究与这种过渡过程相关的国家和法的关系,以及最终的探讨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问题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实际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显然在留下的手稿中看不到具体的展开。这些工作,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一步步地完成的,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这一结构看,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计划是在这一章中批判费尔巴哈的,但最终显然变成了恩格斯后来所加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这个标题表示的内容。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首先正面阐发(尽管没有公开发表),它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确立,也由此,它的发展始终与意识形态相对立。

在批判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确立了新的知识学实践和革命实践,这两种实践也反过来改变了意识形态问题的结构。因此,当我们处于这两种实践的历史效果之中的时候,我们在理论上就不得不超出那个原始事件的框架,否则恰恰违背它的基本精神。这不是哲学解释学所能理解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中,考茨基提出“灌输”问题,列宁果断地把超越“工会意识”的无产阶级文化作为工作的重心,毛泽东定义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来整合中国革命的全部力量,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在该问题上提供一种解释的典范。

简单地说,在今天,我们遭遇的意识形态难题,与马克思最初定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了。新的双重实践改变了世界,使得社会主义在全球成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在这种创造新文明的实践中,我们可能面临基本意识形态难题本身即是这种实践的历史效应:一方面,在理论上,为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必须拒斥它的意识形态化(观念问题);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只有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实践问题)。对这个难题的协调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中心问题。而对难题本身的回答恰恰又需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质和价值。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喊出“改造世界”这一惊天动地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在其之前试图为科学立法的康德、黑格尔哲学,抑或其后的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哲学——所有这些“哲学”,在改变人类思想和物质实践的同时,亦改变了其自身成立的条件。这使得,只有在多重的和矛盾的历史效果中才能准确地理解这些哲学的基本意义。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便轻言哲学解释学,思想史研究就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循环。

正是在这意义上,英国思想史家伯林在马克思研究中直接提出了问题,他在《马克思传》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始于对这样一个命题的驳斥,即思想观念明确地决定了历史的过程,然而它本身影响人类事务的程度已经削弱了它的理论力量。因为,在改变迄至那时以来关于个人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的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时,它已经明显地改变了这种关系本身,因此在今天正持久地改变着人们的行动和思维方式的诸多精神力量中,它仍然是最强有力的。[7](P263)伯林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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