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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原初视域

2017-01-11《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0166期胡大平

然而,伯林本人没有理解的是,实际上,这种矛盾的历史效果并不意味着对理论本身的证伪,而是提出两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一,一种从纯粹知识体系角度且表面看来包含许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何以成功地干预了世界历史?其二,在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事实反驳了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些理论的条件下,它何以仍然是“最强有力的”理论力量?④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围绕同一中轴运转的,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将之作为自己理论核心前提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前一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后一个问题对于非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地至关重要。如果认真回答它们,都可以达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那个前提,从而打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不是重新陷入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意识形态的封闭循环之中。

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理论与实践之间这种原始而永恒的裂隙——由于它的存在,科学才必须是开放的,而意识形态才因其封闭性而成为虚幻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指认了这个裂隙,并把调停这个裂隙两边对立着的主客体作为己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开篇指控青年黑格尔派种种理论的罪行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便做出了如下论断:

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2](P66)

这一论断不同样是历史科学的首要原则吗?不是新的知识学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核心要求吗?正是这一点使得马克思主义较之其他学说具有更显著的时间敏感性。[8]也就是说,它既不想做一个事先终结真理的先知,也不准备做一个事后诸葛亮。正是这一原因,它不断召唤出反驳自身成立条件的社会历史实践。甚至,它正是在被实践的不断反驳过程中才越来越成为“最强有力的”理论力量的。

必须牢记的是,当马克思、恩格斯识别出意识形态问题时,他们既不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来保障自己的科学地位(特定的科学标准,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试图假借既往科学的名义来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地位,毋宁说,因为开启了通往真正科学的视界,它最终成为全部可能科学的绝对界限。在这一意义上,它必然成为其后全部科学声称对话的对象。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姿态面临着自身的独特难题:它不可能跳出科学—意识形态这种认识论的循环,因此只要它被作为科学的标准,它同时就陷入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的方式做了充分的防范,从而在理论上始终保持着挑衅性的战斗精神。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序言中对《共产党宣言》的自我评估以外,马克思还在《给“社国纪事”的信》中对《资本论》科学价值进行自我定位,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还需要强调一个仍然没有得到充分阐明的问题:既然意识形态是对自身存在条件的无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将自己的学说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时候,他们就必然提出消灭自身得以成立的条件问题。这是一个令人费解但却无比真实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要求实现自身的时候,不是恰恰提出消灭自身得以成立的条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2](P292)当他们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不亦强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2](P294)这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再想一想《资本论》,它的科学性不正是由资本主义向更高级阶段转化这种历史趋势所维持的吗?这一点,不正是构成了它与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学之间的严格对立吗?后者的“科学性”是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现实制度的存在所维持的,从而将之假定为永恒而自然的事实。

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变成现实的时候,它恰恰同时消灭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质恰恰是通过不断消灭自身存在的条件,也即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强调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来维系的。这正是其与一般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别,因为后者正是通过维持自身存在条件来维持自己的“科学性”的。如果这是令人费解的,那是因为它恰恰超越了既定的由意识形态支配的科学视界,在理论上打破了决定科学与意识形态分裂的那种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能够准确地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制度实践面临的意识形态难题,并在理论上正确地理解伯林提出的那种现象:在阶级对立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必须成为意识形态才能实现自身;马克思主义越是实现自身,它就同时反驳自己针对特定条件做出的既有结论。

这种独特性,并非马克思主义才有。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对现代社会的诊断,而把精神分析视为对现代个人的诊断,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类似的遭遇。就精神分析来说,对个人的治疗只有在不可能成功的条件下才成为一种需要,而在不需要它的条件下才能够成功。⑤这正是为什么彻底的精神分析必然会主张社会革命的原因。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同样如此吗?从这一点出发,意识形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为了在实践上解决意识形态难题,我们仍然需要某种理论立场。这决定了,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直接提出专门的意识形态理论,但意识形态分析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却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是其基本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具有明确的意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便这样强调过: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其次,还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2](P74-75)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将意识形态批判视为是一种“次要的”和“具有地域意义的斗争”,但它们仍然是斗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不是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与各种资产阶级学说以及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吗?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1875年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现合并的《哥达纲领》(草案)的批判中,这个问题达到高潮。这表面看来是工人运动的团结和国际化的好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断然强调自己与其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原因是作为纲领理论基础的拉萨尔经济学屈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远远低于现代科学的水平。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通过之前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自己也完成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一事件见证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复杂性:批判不只是清除思想上的“无稽之谈”,而且更重要的是清除无产阶级运动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实践层面上真正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指导思想的第二国际时期,意识形态问题也成为恩格斯与第二国际早期理论家们讨论的重要问题。由于同样的原因,考茨基、列宁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重新定位意识形态问题,把阶级意识形态的灌输提高到无产阶级战略的高度,葛兰西在理论上提出霸权问题,都只是从教训的角度对此做出的政治总结。

我们必须在此背景中来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可以借用列宁的一段话来说明:

虽然他(指马克思——引者注)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该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资本论》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之大,是由于“德国经济学家”的这部书使读者看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个活生生的形态:有它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它的生产关系所固有的阶级对抗的实际社会表现,有维护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政治上层建筑,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之类的思想,有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9](P111)

这段话清晰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不是源自其关于抽象规律的揭示,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活生生的形态”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不仅把握现实的总体关系,而且理解了它的具体细节,这对致力于改造世界的历史科学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理论上成为包罗万象的科学,更不意味着,在全部实践展开之前,马克思主义就应该事先把它的条件和策略全部描述出来,而是说,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现实分析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基本要求。

对此,卡尔·曼海姆曾经做出一个十分中肯的判断:“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对所有那些影响局势特征的倾向进行分析并使之理性化。”[10](P132)这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的内容——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这三种结构不被相互孤立地考虑。正是由于它们的相互关系它们才被组成一组问题。意识形态结构并不独立于阶级结构而变化,而阶级结构又不会独立于经济结构而变化。正是对问题的这三个方面——经济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阐述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交织,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获得了特有的洞察力。只有这种综合的力量才能使它不断重新阐述社会结构整体的问题,不仅能阐述过去的,也能阐述未来的”[10](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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