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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原初视域

2017-01-11《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0166期胡大平

现在,我们似乎必须讨论这个问题了: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哪些有用的概念工具?

然而,这不是一个具有现成答案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晚年恩格斯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研究的指南而不是构造体系的方法,我们称其为历史科学,但这一科学性质仅仅是指核心方法论而言的,而不是说它在细节上已经很完备。它的不完备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关键的概念缺乏精确的定义。因此,在我们描述和运用这一科学的核心方法的时候,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便是概念的精确性,而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则又是最显著和典型的。

由于这一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诉诸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或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绝不意味着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表述,而是澄清他们分析意识形态的基本方法论要求和基于这种要求对今天的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干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正确处理两类问题:首先是19世纪末以来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经验和当代的复杂局势;其次是在这种历史经验中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这两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干预世界历史而产生的,又是它自己必须加以分析的。分析它们的语境与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提出意识形态这个问题的语境是极不相同的。

本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初视域,便是试图在马克思的原初语境中澄清意识形态理论回应的基本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回应这些问题的基本方向。毋庸强调,这正是我们今天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言说的基础。因此,在这里,我们进一步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实践从三个方面简要地展开他们在为我们回应上述意识形态问题打开的基本方向。

(一)新的知识学实践和革命实践,必然包含着需要持续的意识形态清算,而这取决于对不同阶级和派别具体政治表现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问题加以讨论,前文已述,是在新的历史观形成之初。这具有双重的意味:一是基于新的历史观阐明历史变迁的客观逻辑和实际推动历史进步的道路;二是确立自身科学地位的需要。在这两个方面,意识形态问题都显著地存在,但它们又并非完全一致。在前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P92)

人类“解放”不是思想活动而是由历史关系决定的历史活动,而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主张的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旨在推动的共产主义运动亦包括对既有意识形态的清算,这便是上文所言的实践难题。不过,在新的历史观诞生之际,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自己曾经分享过的黑格尔历史观作为意识形态来清算,但他们并没有把意识形态清算作为直接的任务。在他们看来,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2](P95)。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听到某种经济决定论的回声,恩格斯后来检讨类似的问题,其目标便在于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解。

在另一方面,如科学史上的普遍经验一样,新的历史观一经诞生便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的纠缠,不仅是蒙骗无产阶级的民主派、自由派、波拿巴派等各种资产阶级的空谈,而且在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空想,这些都构成无产阶级运动的意识形态障碍,在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纲领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必须完成清算它们的债务。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拉萨尔派等许多工人运动中的宗派进行过艰苦的斗争,也正是在这些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面旗帜出现的,并最终成为第二国际时代的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这种斗争实际上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清除统治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走向成熟的必要手段。因此,从政治学角度来说,这些斗争亦给马克思主义自身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如何在阶级理论和国家理论上说清意识形态问题。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留下完整而成熟的见解,这就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斗争留下了一个政治学课题。我们看到,十月革命成功与第二国际破产之后,卢卡奇和葛兰西在做历史回顾时,一个把阶级问题作为重点发展了阶级意识理论,另一个则把国家作为突破口发展出霸权理论,两者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在政治学上完全轻视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在其著名政治评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基于历史实际上非常明晰地做过这样的强调:

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2](P611)

在谈到社会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性质与其立场时,马克思指出: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2](P614)

在全部论述中,马克思对不同阶级和派别的细致分析是令人惊叹的,他所有的分析不仅充分体现了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发的简明原则,而且为后来的相关分析提供了一种难以逾越的范本。

(二)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在实质上乃是源自对自身“独立性”误认的思辨,通过实证科学的发展来替代它,是克服这种思辨的唯一道路

无论如何,马克思并没有从细节上清晰地勾勒出一种阶级意识分析框架和制订出一套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正是这一原因,在许多研究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意识形态问题,似乎只是占据了由特拉西开辟的一个理论战场。然而,这却是一个严重的误解。诚然,从ideology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来说,作为一种分析策略,意识形态批评无疑是对思想体系的批判性分析。但是,必须注意到,马克思非常坚决地把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以及他们依赖的黑格尔哲学称为意识形态,正如前文所述,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颠倒和戏仿,这种颠倒表现在拒斥了内容分析而把意识形态说成是纯形式的,并以此打开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和功能分析。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后来的知识社会学(曼海姆)、精神分析(拉康、齐泽克)、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等才能够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直接追溯至马克思。这种颠倒集中在如下论断上:

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P73)

这并非说意识形态的内容没有变化,而是说,虽然意识总是对特定物质生活的反映,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但其恰恰可以脱离社会历史进程而成为先验的或超验的非历史形式,意识形态便是将自身绝对化、普遍化的意识。

黑格尔哲学体现了这个特征,所以它是意识形态的。不过,这个问题,并非首先由马克思揭示出来的。在他之前,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一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对《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唯物主义批判其实已经十分深刻。他指出,黑格尔的体系缺少生命,他所主张的差异只不过是绝对时间的环节,因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过程诚然是一个有根据的、必然过程,不过它的基础仍然只是呈现的、显示出来的思想与思想本身亦即内在思想的关系”[11](P53)。当费尔巴哈强调“人们就是这样表象这个过程的”[11](P53)时,他实际上指出了意识形态的秘密,尽管他没有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我们今天常说,黑格尔的封闭体系,是其绝对理念的展开,在其中,一切都表现为与绝对理念(即意识)之间的关系,这种认识实际上并没有超出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指出了问题所在,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或道路。在他看来,黑格尔哲学的前提错了,似乎通过置换一个前提便能够解决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颠倒说,即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前提颠倒为唯物主义前提。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采纳何种前提,而是对前提本身的意识。因此,当费尔巴哈抬出一个自然主义的“人”出来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个“人”甚至比黑格尔更唯心主义。因为他在拒斥黑格尔体系的同时,也把蕴含在这个体系之中但与体系本身并不相容的“过程”给抛弃了,而一旦离开真正的过程,把人强加于历史,“一开始就撇开了现实条件,所以就可能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2](P130)。所以,费尔巴哈仍然没有逃脱意识形态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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