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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原初视域

2017-01-11《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第20166期胡大平

费尔巴哈止步的地方,正是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起步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在新的历史观诞生前夜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作为批判靶子的原因。应该说,费尔巴哈对哲学前提的批判最终触动了马克思,并使马克思沿着他对同一哲学之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颠倒进行再颠倒,驱逐了作为费尔巴哈新哲学前提的“思维的人”,而代之以对象性活动。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马克思,把那种将理论的活动视为真正的人的活动的做法视为意识形态的,即意识对自身的“独立性”的误认。正是因为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断然地强调:“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2](P73)

(三)作为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其性质在于统治功能,因此其问题核心并非在意识上的颠倒或误认,而在于以观念革命替代改造世界实践的幻觉,在这一层次上,真正的意识形态工作乃在于改造世界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阶级统治在观念上是依赖于超历史的普遍性的,统治阶级往往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和思想描述成普遍性形式。[2](P100)在这里,意识形态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毋宁说,在特定时代,对错本身就是由意识形态来定义的。马克思说,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或幻象,焦点正是在这里:对错不应该由意识形态来判定,而是应该由人类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来判定,这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有清晰的说明。意识形态之所以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意识的某种形式,原因也在于它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在国家形式中的“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同样,由于这一点,艺术、哲学甚至“科学技术”,当它们成为统治阶级权力的“实践的观念的表现”时,亦与法律、政治、道德和宗教一样,是意识形态的形式。

当我们说意识形态不是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存在的一个部分时,确实需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展开的问题,例如,它的具体机制和作用方式,等等。就此,像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样的研究是有必要的,它有助于澄清,“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幻觉(谬误),而是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实践中存在的表象群;它们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在阶级斗争中确立其地位”[12](P262-263)。

但必须同时指出的,迷恋阿尔都塞那种“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的理论”的诉求又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真正的理论任务不是在学理上创造某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体系,而是推动克服意识形态幻觉的革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强调类似的观点: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2](P92)

在根本上,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来谈论意识形态在逻辑上的虚假性,而是强调,它通过观念革命就能够实现政治和社会革命目标这个主张是虚幻的。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并非某种意识形式,相反,它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联系的中介。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这个中轴来揭示文化的意义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其思路是正确的,也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示。不过,必须意识到意识形态批判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带有自身的有限性。

或许在这里,我们能更加准确地理解一个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去发展什么一般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们的最后工作落实在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分析和无产阶级实际解放斗争上。这也涉及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在晚年马克思的工作中,似乎“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消失了。如果注意到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意识,而拜物教则是商品生产造成的社会客观颠倒,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尽管《资本论》并没有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但它恰恰提出了一种大写的意识形态批判?简言之,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意识形态工作,不是通过推动无产阶级解放的具体科学和政治实践来实现的吗?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任务吗?

①尽管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等早期文献中就使用过ideologie一词,但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专门问题来对待,本文不主张把概念普查作为思想研究的优越工具。

②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引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表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采取的是这样的表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本文将两者视为在逻辑上没有差别的表述。

③培根非常明确地把科学本身视为建立在概念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参照这个比喻,或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关于实证科学的断言。

④关于这个问题的回应,参见拙文《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马克思思想的学术评估》,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⑤关于该问题的详细分析,参阅(斯洛文尼亚)斯·齐泽克《快感大转移》,胡大平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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