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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2017-08-04光明日报赵家祥

  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反复强调他和马克思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一经形成就永不改变的僵死的教条。在1886年12月28日致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恩格斯在评论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写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时精辟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在1893年6月6日致菲力浦·屠拉梯的信中指出:“杰维尔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写成的一部最为成熟的理论著作。就是对于这部著作中的理论观点,恩格斯也认为不能把它们绝对化,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对的。这充分说明,在恩格斯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时代的特点,因而也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的典范,他们总是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思自己提出的理论,克服自己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自己认识的局限性,不断开辟自己理论的新境界,把自己的理论向前推进。下面我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上的发展变化,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

“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孕育和提出

  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精辟地概括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必然”或“两个不可避免”的原理。但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尚未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而是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近在咫尺,很快就可以实现。在1848年欧洲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欧洲革命很快又会爆发。马克思在1849年6月7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巴黎是一片阴沉气氛。而且霍乱异常猖獗。尽管如此,革命的火山口的大爆发从来没有像现在的巴黎这样逼近。”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得过于短暂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看得过于容易、过于乐观了。但是,他们的思想并不是凝固不变的,他们总是不断地在自我批判中把自己的理论推向前进。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功能的增强,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不断深化,不断改变对资本主义寿命的看法,修正自己对资本主义寿命估计过短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其在理论上的重要表现,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提出的作为对“两个必然”原理的补充和深化的“两个决不会”原理。

  还在1848年革命以前,马克思1844年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1847年7月发表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在1847年10月写的《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等论著中,就已经孕育了“两个决不会”原理。例如,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马克思还强调了物质条件对无产阶级解放归根结底起决定作用,不能离开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条件,片面强调思想和意志的作用。他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同样,“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制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出现了普遍繁荣的景象。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在1850年年底写成的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长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马克思还认为,当时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还相当巩固,腐朽没落的封建主阶级“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这段话说明,马克思认为,在欧洲,1848年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1848年革命还不是“真正的革命”。虽然如此,马克思对革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说:“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思想上的一个内在矛盾:他一方面看到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还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尖锐矛盾的时候才能发生;另一方面他又急切地希望这个矛盾尽快地尖锐化,希望新的危机尽快来临,希望新的革命早日发生并取得胜利。这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观愿望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之间的矛盾。

  这个矛盾,此后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表现出来。1857年爆发了席卷欧美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马克思当时正在撰写《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他在与恩格斯和拉萨尔等人关于撰写这个手稿的通信中,也表现出对这次危机的估计过于严重和对其后果的预想过于乐观的心理和情绪。马克思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十五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妨碍。这没有关系。如果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总的说来,目前是一个不坏的时期,历史显然将会出现新的起点,到处可以看到土崩瓦解征兆,这使一切不愿意保持现状的人感到欢欣鼓舞。”出乎马克思的意料,直到1859年1月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候,欧洲仍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对革命的预期没有变成现实,这促使马克思更加冷静地看待经济危机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原理,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段精辟的论述标志着“两个决不会”原理的形成。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原理,显然是自觉地反思和克服他和恩格斯以前对革命形势和革命后果估计过于乐观,把资本主义的寿命估计过短的认识的局限性和缺陷。“两个决不会”原理的科学论断说明,一种生产关系的消灭,另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基础的。一种生产关系,当它还能容纳一定生产力从而还能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时候,是决不会灭亡的;即使人为地把它“消灭”了,它也还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复活”。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前,是建立不起来的;即使在某种情况下人为地把它强行建立起来,也是不巩固的,难以持久存在下去。如果政治上层建筑强制地维护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必然会造成生产力的停滞、倒退和破坏,付出惨痛的代价。这是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无情地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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