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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政治路在何方?

2017-12-11《理论视野》2017年第2期  姜霁青

20世纪最后30年间,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因其“新奇”和“时尚”而在西方左翼中颇为流行。鉴于该思潮的政治方案直接影响到左翼运动的目标和策略,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埃伦·伍德[1]对其给予了极大关注。她敏锐地意识到后现代政治思潮的消极效应,从多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批驳,以消除其不利影响。

一、后现代左翼思潮的政治要旨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这一思潮拒绝本质、中心、整体性等范畴,讴歌边缘、异质、破碎和多元。这种极端相对主义的哲学底色,折射出其新奇陆离的政治话语。

第一,后现代左翼排斥反资本主义的宏观政治,否认解放运动的普遍性。因为反对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后现代左翼避谈总体性政治。在他们那里,当今资本主义已发生重大转变:技术的爆炸与革新、信息社会的来临、文化的日益多元、主体的破碎,等等,都使得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的整体性特征趋于消失。既然往昔那个需要改造的整体性制度已不存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当然再无意义。因此,他们反对用总体化政治压制自主性话语,否定关于进步和解放的普遍性观念。

第二,在社会分析上,后现代左翼用语言、文化等遮蔽现实的物质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他们认为,当今世界是破碎的、易变的,再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了。当然,语言和文化除外。对他们来说,现实压迫源于人们“均受制于语言”[2],文化代表着特定的权力体系,它们应被视为主要的政治斗争场域。所以,当今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接受对话和文化的多元性为前提。

第三,后现代左翼批评阶级假想,反对阶级政治。后现代理论家大都强调传统工人阶级的衰变,对其持失望态度。他们坚称工人阶级已融入资本主义制度,不再是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的主体。基于上述认识,他们批评阶级假想,主张“去阶级化”政治,主张重构激进运动的主题,进行微观层面的多元斗争。可见,后现代所关注的不是阶级对立,而是边缘性的多样化诉求;要实现的不再是对整个社会的改造,而是身份、话语等权力体系的重构。

第四,后现代左翼抛弃传统社会主义,拥抱多元化的新社会运动。后现代左翼抛弃人类普遍解放的宏大主题,高唱多重化、局部性的小叙事话语,专注于权力、欲望、身份和身体等领域的革命。他们对传统的政治权力极度冷漠,对性别、种族、环境等情有独钟。“新左派专注于一场把自身从旧左派政治的双重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及从企业资本和官僚化机构的压迫性力量之中解放出来的斗争。”[3]

第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左翼要么视之为一种宏大的普遍主义而严厉斥责,要么认定它是一种失效方案而力主超越。很多后现代左翼否定马克思主义,批判辩证法,放弃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的信任。还有一些人指认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夸大马克思主义的困境。他们认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那种政治运动和革命政治学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社会,必须借助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策略,重建“激进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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