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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连式处罚”警示乡规民约不能逾越法律

2018-02-05南方网

近日,云南一村民因乔迁大摆宴席,村委会决定对其通报批评并停止该村民所在村民小组的道路硬化工程、农村危房改造指标安排以及停发该村村民小组全部低保等。云南省威信县有关部门回应称,该决定属实但并未实施,目前已责成撤销该错误决定。(2018年1月31日 《北京青年报》)

在不少乡村,人情异化、酒席风盛行;通过乡规民约对村民大摆宴席进行约束和限制,有着良善的初衷。面对巧立名目、借机敛财的村民,该村村委会没有进行细致、柔软的教育和引导,而是采取生硬、冰冷的规训与惩罚——目标正义并不意味着程序正义,初衷良善并不意味着结局圆满;在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当下,“株连式处罚”难免会遭受批评质疑。

对违反乡规民约的村民进行通报批评,停止该村民所在村民小组所有村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应得的”权利,“株连式处罚”说到底,就是为了提高违规成本,提高乡规民约的震慑力与约束力。无疾而终的“株连式处罚”,折射出一些人社会治理观念的陈旧与落后。

乡村在本质上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们被形形色色的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今天,单纯的通报批评难以对村民形成足够的压力;通过“株连式处罚”让这位村民成为其他村民的“罪人”,让他承受道德压力,让他成为舆论“靶心”,让他颜面扫地;这样的“一家犯错,全组连坐”,显然与文明、法治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现代化进程的滚滚车轮,让社会治理观念也在不断重塑与更新;法治社会讲究责罚对等、宽严相济;即使犯了错,失范者基本的权利与尊严也要得到呵护;对失范行为进行规训与惩罚并非名目越多越好、力度越大越好;人为地附加处罚或者株连其他人、其他方面,不可避免会损伤制度、规则的权威性与严肃性。

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乡规民约在促进乡土社会良性运行、培育社区认同、增强邻里互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乡规民约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却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和约束力。人情泛滥、大摆宴席不仅导致铺张浪费严重,也恶化了乡村的社会风气,让不少村民不堪重负,通过乡规民约来治理人情泛滥可圈可点,却不能让乡规民约凌驾于法律之上,上演自弹自唱的“变形记”。

不论是道路硬化工程,还是农村危房改造指标,抑或低保,都事关老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都有助于改善老百姓的生存生态;缺乏依据的“株连式处罚”,显然是对这些村民正当权益的损伤,理应进行纠偏。


(责任编辑:赵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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