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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邓小平改革观的几点再认识

2015-07-05中国社会科学网赵甲明

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1]118这是贯穿在邓小平改革观中的一条红线。邓小平在对中国改革的总体设计和改革实践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不仅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当今历史时代的特征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改革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了科学的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形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改革观。本文仅就邓小平改革观的总依据、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最顶层设计、邓小平改革具体设计的社会发展辩证法几个问题,作分析思考。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改革观的总依据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改革开放成了当代中国的主题,成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一招。那改革开放为什么能成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一招呢?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这也正是邓小平改革观的总依据。

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当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状况、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是有偏差的。与此相联系,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上是有失误和教训的。正如邓小平深刻指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116

邓小平强调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说我们没搞社会主义,而是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曾偏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在1957年下半年后,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认识,开始出现偏差混乱,表现为既把我国社会主义看作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又把我国社会主义看作是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前者使我们在生产关系上犯了“一大二公”的超阶段的错误;后者使我们在路线上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两种错误,从根上看,都是由于没有把握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而导致的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上的失误造成的。

因为,如果认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已经是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那就要导致在主观上认为,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生产关系上,是生产关系不够格。因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分析的“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顶点时诞生的,是“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已经不存在商品生产,分配方式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历史定位,使我们必然要把不断拔高生产资料公有的规模和水平,当作主要任务。“一大二公”的超阶段错误就是这样发生的。而如果认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那就要导致在主观上认为,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是无产阶级专政作用的发挥不到位,是抓阶级斗争不够。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历史定位,必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作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逻辑就这样形成了。

邓小平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看准了抓住了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这个核心问题,他深刻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252这个科学论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邓小平的改革观提供了总依据。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出发,不断科学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书写中国改革这篇大文章。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117邓小平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和胆识,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不懈探索中国如何改革的道路。对改革的性质方向、改革的出发点和目的、改革什么、怎样改革、改革的动力、改革的目标和阶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改革和发展稳定的关系、检验改革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改革与共同富裕、改革与精神文明、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发展等重大课题,都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和解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观。

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前我们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依据,是进行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顶层设计和具体设计的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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