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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改革观的鲜明特色和重要启示

2016-06-14《求实》2016年第3期金民卿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开创者,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独立自主的改革,全面深刻的改革,渐进飞跃的改革,开放包容的改革,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改革观,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对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

这是从改革的方向、性质和目标来看的。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是当代中国发生的一次带有全局性变动的重大社会转型,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不仅决定着改革本身的兴衰成败,而且关系着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及全体人民的幸福。对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P138)这就明确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P111),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两个根本原则,防止和反对两极分化,决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否则,“改革就算失败了”[1](P139),人们就会再次起来进行革命。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我国的现代化是有制度内涵的现代化,邓小平对此讲得很明白:“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P173),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决不能丢掉的。这就从现代化的角度再次阐明了改革的基本方向问题。

改革的方向与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密切相关,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革,其根本目标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通畅、理论更加系统、制度更加完善。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1](P142)这个论断清楚地界定了改革的根本性质和目标,任何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举措都是不允许的。目标决定任务,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始终牢记,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任何打着“左”的或右的旗号来阻挡发展的做法,都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当然,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遭遇障碍。对于改革方向和性质的理解,始终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最典型的就是两种改革观的对立。邓小平提出,改革有两种,一种是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另一种则是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P297)。邓小平的话道出了两种改革观对立的实质。事实正是这样,每一次中国的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之前,少数人总是不失时机地发声,诱导、干扰甚至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甚至要“代替”中国共产党来规划中国改革的对策,力图把改革引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在此有必要指出,过去总有一些人拿着邓小平的“不争论”来回避或否定改革性质上的“姓社姓资”问题,其实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是在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做法上的不争论,并不是“姓社姓资”这个重大问题上的不争论。正是因为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甚至尖锐的冲突,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确保我们的改革不误入歧途,不走向邪路。1993年9月,他在同邓垦谈话时还再次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2](P1363)

二、独立自主的改革

这是从改革的主体、立足点和根本依据上来看的。在邓小平看来,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自主性改革,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走依附改革的路子,更不可能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成为别国的附庸,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一项宏大的社会转型工程,改革发展必然要有独立的行为主体,这个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中国人民,而决不可能是外来的什么力量。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做给其他国家、某些外国势力看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P3)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决不可能成为附庸他人的手段,决不能走依附他人的改革路子,任何人要借改革的名义来操控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

改革的自主性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独立自主地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实践历程和国情特点来确定改革发展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讲道:“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1](P241)我们一定要切合中国的实际,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和建构制度体系和管理方式。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立足于这个最大的国情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独立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那段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3)

在这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国家,在启动改革开放、开始搞现代化建设之际,世界上已经存在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经存在着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模式。如何正确借鉴这些现存的模式和路径,既有效吸收其优长之处,又有效避免模式崇拜和不足之处,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对此,邓小平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普世性模式,各国的情况不同、条件不同,决不能按照一个模式去套,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和人民,由他们自己去探索道路,解决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苏联共产党根据苏联国情确定的,有成功经验,也存在严重不足。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或套用其他国家的模式,中国不套用其他国家的,其他国家也不能套用中国的。另一方面,中国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绝对不能照搬。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总是企图要中国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进行资本主义化改革,走依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对此,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国情、制度同西方国家不一样,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明确指出:“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P178)在同美国前总统卡特会见时他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一些人谈到民主制度时总是把它同美国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中国决不能照搬美国的制度,如果照搬就肯定会出现动乱局面。”

模式照搬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必须要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模式。“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P26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自己探索出来的一个新模式,一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日本、欧洲或其他国家提出来的,而是中国自己提出来的。正是按照这种自主改革的思路,我们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内容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中国模式的影响日隆,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惊慌和不满,他们总希望中国走依附于他们的改革之路,成为他们的附庸,为此不断给中国的自主改革制造麻烦。对此,邓小平明确表态,我们不怕别人打压,决不会屈从于别人,要坚决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推进独立自主的改革大业,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面对西方某些国家的制裁,邓小平指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1](P311)“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我们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1](P319-320)。邓小平的话果敢有力,掷地有声,那些企图改变中国改革的方向、颠覆中国发展道路的势力,只能在中国共产党人果敢的自主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发展面前低头让步。

三、全面深刻的改革

这是从改革的程度、深度和影响力上来看的。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是一场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又一次深刻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性的社会变革运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指出,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面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大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法,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P135-136)。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全面展开,在经济领域,围绕着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领域,围绕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个核心问题,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文化领域,围绕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核心问题,全面探索创新文化体制;在科技领域,围绕着有利于技术进步这个核心问题,逐步建立创新性的科技体制。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性地说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P371)这就是说,新时期中国的改革不是零星的、局部的,而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内陆、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教育到科技军事,实现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新时期的中国改革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改革,在性质和程度上同以前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解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P135)。对于不同领域的改革,他都做了透彻的理解。例如,他谈到农村改革时说道:“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谈到精简机构时说道:“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基于改革的复杂性、深刻性和风险性,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把改革看作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第二次伟大的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P113)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我国在20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并为21世纪更好前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改革的全面深刻性不仅体现在实践上,而且体现在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上,体现在党的理论创新上。在改革的实践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解放思想,深入实践探索,开展理论创新,不断把群众实践创造的新经验进行理论提升,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系统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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