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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

2014-02-25《重庆社会科学》高宝柱

  历史哲学理论,就其基础层面来说,是指“从对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历史过程的分别研究和相互比较中抽象出来”,具有超具体历史、具体时空性质,因而“对研究各个国家的具体历史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般“逻辑结论”体系[1];但就其应用层面来说,它则是从客观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而对一个民族必须走什么道路、如何走这条道路所作的系统的哲学论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由来、类型归属、历史方位、现实本质和发展道路的理论,就是在基础层面与应用层面的内在统一中,着重从应用层面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根本哲学基础、提供深刻哲学论证的,独特的历史哲学理论。

  对于这个特定的历史哲学理论,可以从在哲学上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特点的以下五论的联系和统一中,去把握它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殊由来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就“特”在,就“由来”来说,它不是产生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经设想社会主义将首先由中诞生的,其内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已“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2] 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恰恰“脱胎于”中国这个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依旧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落后的东方大国”[3]。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形态,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产生的历史母体,决不是取决于偶然的因素。相反,倒是在“历史”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4],不但以“国家”为单元的各个“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它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5],对于每一个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命运已具决定意义),而且“东方”已然“从属于西方”[6] 的全球环境下,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国情与世情的交织中运动、变化,经过根源于这一基本矛盾的各基本阶级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的演进,造成既与时俱进又一脉相承的近现代中国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终于引出的必然结果。

  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的俄国十月革命[7] 和“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8],则是导出这一必然结局的决定性与根本性的历史枢纽。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拯救中国”并进而“发展中国”,成为了由此开始的整个近现代中国历史贯穿始终的根本主题。面对这个主题,“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是“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9]。学习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那个时候,也确实曾是历史的客观规律。只是由于力量对比上的三个“不允许”,这个客观历史规律却并没有开辟出使自己得以实现的现实道路和广阔场所[10]。中国当时不同阶段上的先进分子们,为着实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不但先后发动过改良,请愿过“立宪”,而且还“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靠这种“革命”就能够“外御列强,内建民国”[11]。可由于他们所代表和依赖的阶级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跟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疏离乃至对立,决定了他们不能、不敢和不愿彻底地发动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而,所有这些,最终都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成功。他们在资本主义选择上这些步步深入的实践,固然前后相承地渐次“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确实功不可没,但到底还是“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12],未能通过“拯救中国”而给“发展中国”扫清障碍、创造出必要的前提。经历了这种种改良和革命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国家命运依然“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于是,对于用资本主义来“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到底行不行得通,人们的“怀疑”不仅“产生了”,而且还“增长了,发展了”[13]。震撼全球、改变世界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恰在此时发生。当时的中国,虽然仍为“相互勾结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所统治,是当时“世界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各种内外条件的融汇,却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因而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4]。新的全球时代条件和新的国内阶级力量在十月革命感召下所实现的结合,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道路选择取向,出现了一个带决定性的历史转折。

  标志这个转折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事实,就是“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5]。他们在“拯救中国”、“发展中国”到底必须“依靠什么力量”、“寻找什么盟友”、“经过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步骤”、“建立什么制度”、“坚持什么主义”这六大基本问题上,都实现了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到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16];同时在该过程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自此根本“改换了方向”[17]。“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18]。

  艰难行进的近代中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其深刻影响[19] 和内部新兴阶级力量的成长之下,终于因为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20],造成了“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的现实“可能”[21]。

  中国共产党人凭借自己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上所独具的坚定性、科学性、彻底性,领导亿万革命人民,“善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斗争形势,总结斗争经验,把经验提到理论高度”[22],先后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体系。经过这两条革命道路和这两大理论体系,不仅在1949年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而且在1956年,又在全国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形成了由中国近现代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所最终决定的,“发展中国”的唯一可行的社会基本制度形式。历史提供的上述“可能”,终于转化成了初步的然而对中华民族命运又具有决定意义的活生生的现实。

  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历经100多年的奋斗、搏战和牺牲,才终于找到的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形式,由它的母体所赋予的根本的与第一的使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发展中国”。

  “发展”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其最深邃的历史根源,也正蕴涵在中国社会主义得以孕育和诞生的母体之中。

  问题在于,找到了为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不等于我们就已完全具备了“发展”中国的所有制条件。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确实是很好的制度,“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还是既“发展”不好,也“发展”不快,“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3],完成不好甚至完成不了由其母体所赋予这个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24]。但由于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我们实在缺乏经验,不得不在一些方面甚至某些主导的方面“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25]。实践迫使我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26],“根据本国的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7]。

  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发展中国”的制度形式,是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相统一的,在改革开放中诞生并不断自我完善的活的机体。先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围绕着用什么“道路”和“主义”“拯救中国”进而“发展中国”的历史主题,“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多次失败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要得救、要“发展”,“唯一的出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走社会主义道路”[28];后是围绕采用什么样的体制和机制,才能使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焕发无限活力,推进中国“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经过艰辛探索,最终形成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既是其在“拯救中国”进而“发展中国”的主题催生下而终得确立的极为深远的客观历史由来,又是“发展”之所以成为其必须毫不动摇、贯彻始终的“第一要义”的极为深邃的客观历史依据。

  它所先天具有的这一历史要求、历史胎记,甚至使它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形态中的另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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