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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

2018-04-1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二、求真务实,以诚持国

周恩来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独具特色地阐发为四条方法论原则:“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强调了既作为理论观点,又作为思想方法的“实事求是”的“真”和“实”这一最根本的内容。在他的思想方法中,真和实,既是他追求的目标,也是达到目标的途径。他主张说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真话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认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的同志之间,就更应该能说真话、听真话。正因为如此,他在总结我们党领导建设的经验时,指明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要对党的最高决策机构说真话。他这一思想和要求,对困难时期了解实情、作出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自己也以“兼听则明”、能听不同意见而著称。他历来主张,只有说真话,让党和人民知道真相、真情,才能鼓起建设的真正干劲来。周恩来曾经说过:“自以为聪明的人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1961年5月3日至8日,周恩来到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他找了公社、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话,其中一个叫张二廷的社员直率地告诉他:“这两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又说:“如果再这样下去两年,连你也会没有吃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张二廷解释说:“因为我们当然要首先顾自己,你们征购不到,还不是没有吃的?”周恩来后来说:“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我很受感动。当时在场的地委的干部听了以后,说这个人是落后分子。我跟他们解释:这样看不对,这个社员说的是真理,一个农民把我们看作他自己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一针见血的话。”会后,周恩来邀张二廷做客。面对和蔼可亲的总理,张二廷将伯延公社遭受的灾情和公共食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如实地告诉周恩来,希望周恩来以后还能来伯延。周恩来表示,有机会一定来,如果自己来不了,也一定会派人来。周恩来没有失信,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他年年都派人到伯延调查,并且代表他看望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朋友。

雨果说,“真实包括着道德,伟大包括着美”。周恩来一生以“言行一致”为准则,它既包含说真话,又体现做实事。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他更是倡导这一点,在学习雷锋的题词中,他特别强调了“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1961年5月,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10年来的建设经验时,专门提出要解决思想方法问题。在他提到的六条思想方法中,有五条涉及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超越实际的问题。其中指出:不断革命论必须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超越革命发展阶段;主观能动性必须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不能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甚至蛮干,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革命热情必须与科学精神相结合,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在实施理论和思想时,不能与现实脱节;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周恩来在各种实践中,尤其在指导实际部门的工作时,极其注意提倡摸索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周恩来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关于调查研究,周恩来有极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清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有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它不但是在内政外交事务中,周恩来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及其对事实的准确把握,都令人叹服。他经常召集各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每次会前他不仅仔细地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而且对文件和材料中提到的问题都作了认真的考虑。在开会时,他从不急于作结论,而总是先问情况并提问题,且对不了解实情、不掌握具体事实的干部进行批评。同时,他不满足于书面材料和听取汇报,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来自基层的同志了解情况。这也是他在困难时期能充分了解实情、果断决策的重要原因。在外交活动中,他事先对对方的情况,对谈判所涉及的材料的历史、过程和现状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实作论点的根据。例如,在中美谈判中,尼克松和基辛格称赞周恩来:“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在中澳谈判中,澳大利亚工党方面称赞他:“总是从事实出发,从来不发表没有事实根据的意见。”这充分反映了周恩来的求实作风。

周恩来一生会见外宾逾万人,一生全方位、多层次地结交了无数“畏友”“诤友”,周恩来成为人们心中最受尊敬和最受信任的共产党人。为什么呢?根本在于一个“诚”字。池田大作说:“周总理作为大外交家,其交往始终以‘诚实’待人。无论大国小国,以诚相待的态度从不改变。对待所有国家的来宾,一律示以尊重,以礼相待。对于来访的外国客人,周总理常常表示,‘希望不仅看好的地方,也要留心不足之处’。就这样的诚实和谦虚,体现了周总理的人格力量,即使是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以至渐渐地变成了朋友。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和平的协调对话的外交时代。”周恩来以诚待人,以诚持国。大至国家关系,小至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周恩来的诚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西哈努克曾经这样回忆他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同周恩来相识时的情景:“开会之后,第一个来找我的就是周恩来,同来的有陈毅元帅,那是周恩来的左右手,一位革命与抗日时期的传奇英雄。我们三人很快建立了极友好的关系,周恩来请我到苏加诺给他安排的别墅去吃饭,我满口答应。”“从最初接触,我就感到周恩来总理显然想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强固的友好关系。他深深触及我的心弦,热情赞扬我为争取柬埔寨完全独立、实行同不论何种意识形态只要尊重我们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国家就和平共处的中立政策的‘胜利斗争’,同时他明白说明中国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主权与中立,永不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最主要的是我完全为他的礼貌与聪明所折服,他使我感到我的小小柬埔寨和广大无垠的中国完全平等——同时他和我作为个人也平等。”“1955年柬埔寨同中国还没有任何外交或贸易关系,但周不强迫我作出决定;他说建立关系的时间完全由我定。我邀请他当年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周与陈毅元帅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邀请我在正式建交前访问中国,我一点也没迟疑就答应了。”从此,中国与柬埔寨、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他们的一生。

周恩来有蓝天大海一样的广阔胸怀,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人士倾心拥戴。抗战时期,国民党与中共的联络代表张冲,早年反共,曾经采取阴险毒辣的手段诬陷过周恩来。周恩来与张冲既有公仇又有私怨。但是在抗日战争中,张冲坚决赞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周恩来豁达大度,不咎既往,为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由公谊而增友谊”。张冲置顽固派的攻击于不顾,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皖南事变”后,张冲曾对周恩来说,“一朝中总有秦桧、岳飞,我们是忠,他们是奸;我们要顾全大局,他们是不顾大局的。”张冲极力弥合国共裂痕,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1941年11月,张冲病逝,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亲自参加追悼会,并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这件事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周恩来在朋友中起核心领导作用,但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朋友们都把他看作引路人和知音,对他无比信任。著名工商界领袖胡子昂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结交的一位朋友。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他和工商界接触,开一次会,谈一次话,都令人感动,令人流泪。”他说:“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许多朋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不是空泛地讲道理,而是首先从自己讲起,他说:“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他接着说:“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30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30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如此推心置腹、开诚布公的讲话,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与会者,也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广大知识分子。

周恩来对朋友真诚帮助、肝胆相照。抗战胜利后,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因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和平,于1946年7月中旬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周恩来闻讯后,立即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惩办凶手,安葬死者,通令全国追悼、抚恤死者家属。接着在上海召开记者招待会,含愤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特务的罪行。稍后,他又在上海、重庆等地为李公朴、闻一多举行追悼会,亲自为两位烈士写了悼词。7月25日,著名民主人士陶行知先生因忧国伤时,劳累过度而逝世。周恩来为之痛心疾首,专门向党中央发出《对进步朋友应多加关照》的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他对朋友体贴入微的事例比比皆是,使朋友们刻骨铭心、永志不忘。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周恩来为之积极奔走、多方营救。蒋介石被迫释放了马寅初,但又将其软禁在家,规定“三不准”:不准担任公职、不准教书、不准讲演和发表文章。马寅初经济拮据,生活困难,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刊登马寅初的《中国工业化与民生》,并致送最高稿酬。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由此遭到批判。康生要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因周恩来的坚决保护,才得以幸免。1972年,90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周恩来亲自批示,妥善进行了手术,基本康复。周恩来在去世之前,还让他的护理医生前去看望马寅初,仍不放心又打电话询问服用什么药。马寅初从数十年的交往中,得出一个结论: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党员”。

周恩来是具有强烈政治责任感和历史感的人。1959年,第一批特赦战犯中,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早期学生。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他们,畅叙师生之谊,同时严肃地告诉他们应如何继续学习,努力进步。之后,周恩来又多次会见他们,给了帮助教育,使他们真正感到这是“真正迈进了新生之路的第一步”。后来,这批人多数有了真正的进步,不少人移居国外,虽遇到各种威胁利诱,却义无反顾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新中国。周恩来从不忘记任何人在历史上做过的好事。他在生命垂危时,还专门嘱咐有关同志在《辞海》上介绍杨度时,要说明此人晚年立场转变,曾由周恩来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消息传出后,人们无不叹服周恩来的宏伟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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