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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领导艺术和领导作风

2018-04-1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四、求同存异,坚定灵活

周恩来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仅看到矛盾关系的对立属性或斗争属性,而且看到了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提出了求同存异的重要原则。

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的领导艺术概括为“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在他领导起草的《共同纲领》中,提出新政协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反复强调团结问题,一再提醒人们,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一切任务。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精辟地阐述科学家、知识分子的团结问题,曾在矛盾的同一性的意义上给“团结”下了一个定义:“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

这一思想后来在新中国的外交中突出地体现出来。1953年12月,他在处理中国和印度关系问题上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寻找共同点的基础。1955年4月,他在亚非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求同存异”的著名讲话,正式提出把“求同存异”作为解决复杂的国际矛盾的思想方法和方式。他所说的“求同”,就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出发点;“存异”就是把不同社会制度和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各种各样的差异、矛盾撇开或放在一边。他认为,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和国与国之间的各种差异去找共同点,虽然这种共同点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甚至是渗透着尖锐的矛盾对立的,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这一相对同一的途径才能妥善解决。周恩来在各种外交实践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求同存异”原则: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国家之间,要“从异中求同”;对社会制度或历史遭遇大体相同的国家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行为,则应“求同抑异”;而在中美建交中则采取“求同立异”的做法。这种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渠道的求同存异方法,反映出周恩来解决国际关系问题的高度政治智慧,其实践活动是非常丰富的。1957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了求同存异的理论根据。他说:根据毛主席的《矛盾论》的分析,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所有的问题都有同有异,所以我们在国际事务中提出了“求同存异”这样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对兄弟国家的某些问题也是如此,也需要“求同存异”。有一位外国朋友曾在“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这一意义上提出“周恩来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虽然不准确,但却突出地反映了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

周恩来在一生的各种实践中,高度坚持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一方面,周恩来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切从原则出发”,“在原则性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的。”原则的坚定性,要求人们在重大问题上站稳立场。周恩来在领导工作中强调领导者首要的问题就是立场,要求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精神”,而采取的工作方法也首先是“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在党的工作中,他“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摒除庸俗空气。在社会生活中,他认为“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友”,“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而“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革命实践中,他提倡“过政治关”,确立无产阶级“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在组织生活中,他号召坚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工作原则,走群众路线。尤其重要的是,在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中,他一贯重申,“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强调外交人员的纪律性、政策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恩来正是在原则的坚定性上把共产党人的形象展现给人民大众、把新中国的形象展现给国际社会的。一位澳大利亚著名学者曾这样赞赏周恩来的原则性:“周恩来相信世界主义,但他决不是拿外表形式来代替实质内容。他擅长做协调工作,但这决不意味着他缺乏基本立场。他从毛主席那里,从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经验里,学到了他一直遵循的原则,尽管他不是总谈论这些。”这一评价是确切的。

另一方面,周恩来认为,坚持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原则,原则性必须通过灵活性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只有当原则性和灵活性很好地结合时,才能产生完整、正确的策略方针,也才能取得预想的成功。他经常提醒人们:我们固然要坚持原则,要有坚持真理、维护真理、当仁不让的精神。但是,“一个原则、真理、政策在实际中实施,是要费很大的力量,做许多的具体工作的”。因此,要善于把真理具体化,拟定出多样化的具体政策和灵活性的策略来实现真理、贯彻原则。周恩来在外交活动中准确地把握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以实现坚定的原则的杰出才能,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坚持原则与善于妥协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刻认识。他认为,在外交谈判中,只讲斗争而不讲妥协,往往要犯“左”的错误,其结果常常会使谈判陷入僵局甚至破裂;相反,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又往往会犯右的错误,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这一思想,在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建交谈判中都充分体现出来,在中美建交谈判中体现得更明显。尼克松在会晤周恩来后不得不惊叹:“周恩来是坚强的,抓住一事(指原则性问题——引者注)不轻易放下,但是解决我们之间不同意见时,又有伸缩灵活性。”为此,美国称周恩来为:“有弹性的布尔什维克”或“能屈能伸的布尔什维克”,具有“灵活性的坚韧的品质”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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