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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刑事司法制度的转型变革

2017-12-14人民法院报

  引 言

  无论在哲学、理念或实践层面,刑事司法制度的任务和功能既不存在于真空中,也并非一成不变。作为广义法律社会结构的重要方面,刑事司法制度有着与时俱进的传统,它必须保持必要和持久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与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保持同步了事。

  近年来,新加坡的刑事法治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对一些重要的进展概括如下:(1)促进公平正义;(2)多元化刑事纠纷解决机制;(3)不断提升透明度;(4)量刑规范化与自由裁量。下面就新加坡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些变化及发展趋势作简要阐述。

  转型发展

  促进公平正义:社会的灵魂

  刑事司法制度的优劣,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平正义。归根到底,公平正义是法治和司法的基础。

  新加坡已作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并持续致力于向社区提供更多无偿刑事法律咨询和诉讼代理的机会。除了由律师公会刑事法律援助处负责的刑事法律援助计划和最高法院的“严重犯罪法律援助计划”(在这一框架下,自1992年开始,死刑案件的被告人无须任何评估或其他资格标准即可获得无偿法律援助)以外,还存在大量其他的法律公益服务,确保公众更广泛和更长远地获得公平正义。这些服务包括各类社区法律诊所,以及由众多国家刑事司法系统的相关人员负责运营的社区司法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的四年我们见证了新加坡刑事法律援助计划援助人数的逐年显著增加。2013年有335人获得法律援助;2014年483人;2015年1018人;2017年则增加到了1777人。随着2015年5月19日“刑事法律援助增强计划”的实行,受援人数还会继续攀升。刑事法律援助计划由新加坡政府律政部提供资金支持,旨在逐步为更多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预计到2020年,每年将有多达6000人接受这一框架下的刑事法律援助。简单来说,刑事法律援助计划改变了游戏规则,是公共——私人混合合作模式的完美典范。

  纠纷解决机制:辩诉交易的发展

  刑事司法制度的优劣还与它的效率有关。法谚有云:“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刑事司法制度中实现效率(或司法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各种辩诉交易机制实现刑事纠纷的早期解决。在这方面,新加坡近年来通过引入和强化刑事案件管理系统(以下简称CCMS)和刑事纠纷解决方案(以下简称CCR),推动了辩诉交易框架的完善。新加坡律政部最近得出结论认为,目前尚不需要对辩诉交易框架进一步正式化。

  2003年,刑事案件管理系统由新加坡总检察署、初级法院(当时的称谓)和律师公会联合发起,其首要目标就是协助刑事案件的有效和及时解决。仅在2009年3月至2010年10月之间,在1483例通过刑事案件管理系统处理的案例中,有88%通过非诉讼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刑事案件管理系统的命脉是辩护律师与起诉方之间的CCMS会议。这是一个公开和坦率的讨论平台,目的是缩小双方争议,达成辩诉交易合意。为达成这一目标,各方通常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证据审查和交换。CCMS会议通常会尽可能早地进行,甚至会安排在第一次庭前会议之前召开。

  此外,2011年,刑事案件解决方案框架作为一种前沿制度正式得到推行(最初作为试点项目在2009年实施)。CCR方案类似于一种三方准刑事调解方案,利益相关的三方包括:起诉方、辩护方和立场中立发挥促进和解(而不是裁判)作用的司法官员(通常由资深的地方法官担任)。CCR方案旨在为相关方探索刑事纠纷早期解决的途径,节约宝贵的司法资源,其中之一便是减少“中断的无罪庭审”。2009年至2012年3月间,有119个案例采用了CCR程序,纠纷解决率达63%(共75起案件得到解决)。据报道,共有139次庭审因此得以免于进行。

  由于CCMS机制和CCR方案仅适用于有辩护人代理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还在进一步努力拓展。特别是新加坡的“初级正义制度”,近来开始向没有辩护人代理的犯罪嫌疑人和刑事案件被告人开放援助和代表(此前仅适用于民事和家事纠纷领域),将他们也纳入到辩诉交易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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