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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刑事诉讼法:基于两种传统体系的建构

2018-01-26中国法院网Luca Marafioti(著) 钟勤(译)

  一

  当一名作家以非母语的方式完成一篇学术论文,无疑面临种种挑战,特别是在描述晦涩难懂术语的时候尤为艰难。显而易见,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盘点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研究领域的案件并不容易。然而,人们还是仍能从对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的比较研究中得到有价值的观点,这些观点能帮助人们讨论和理解达马斯卡教授在比较刑事诉讼法领域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比较研究还能有利于理解意大利刑事诉讼程序总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跳出了基于严格证据的担忧,并且汲取了传统对抗式诉讼程序和纠问式程序的“精华部分”。

  1989年10月24日,意大利正式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典》,这部法典基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对抗式诉讼程序,并重新进行了设计,将对抗式诉讼程序的特征并入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去。毫无疑问,意大利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是一份“迟来的礼物”。因为的它的前身得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时代。30年代的刑事诉讼法典最初的设想是一套集百家所长的综合性系统。在秘密进行的预审侦查阶段中,证据被收集起来用以证明犯罪事实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谁是罪犯?通常情况下,由一名法官来主导预审侦查阶段。法官扮演着既是检察官又是审判员的双重角色,但是侦查程序明显处于重要的主导地位。侦查程序之后是公开审理程序,在这个程序中,被告被证有罪的证据假定都成立,但是在事实中,侦查程序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甚至凌驾于审判程序之上。审判程序越来越沦为一种纯粹的形式主义。在司法实践中,传统的、直接的、围绕证词辩论的诉讼原则被无情抛弃,侦查阶段承办法官掌握和收集的案件情况和材料被整理为卷宗,成为法院裁判和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简而言之,审判程序沦为对预审卷宗内容和结论进行确认的程序。

  1947年,意大利颁布《意大利共和国宪法》,之后,对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呼声日嚣尘上。二战以后,一些改革已悄然进行。1955年,意大利国会就曾对旧法典进行小范围的改动。1965年—1977年期间,专门的法庭委员会提出一些观点,允许被告在预侦查阶段有更多的参与权。这一系列的修改决定虽然累积了不可小觑的效果,保护了被告赋予在预审侦查程序中的权利,但是并没有动摇旧法典中预审侦查的高度突出地位。

  二

  1989年颁布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典》有许多突出的特征。第一,它强化了公诉人的地位,削弱了司法警察在预侦查阶段的控制权。以往,虽然司法警察是在公诉人的监督之下办理案件,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公诉人在庭上的地位实则与律师无异。新法典要求公诉人不仅要承担维护公平正义的责任,而且还要肩负侦查被告有罪和无罪证据的责任。作为原则问题,侦查阶段中,由司法警察从被告处取得的证言并不一定为庭上采纳,除非是被告的律师出具声明表示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均供认不讳。

  在初步启用新法典后,意大利的立法委员会注意到,在预侦查阶段,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地位权利不平等。因此,在2000年的时候,立法委员会又出台了新的规定,被告的辩护人被赋予可进行独立调查的权利。现在,允许被告的辩护人、律师助理和侦查法官都参与到证据收集中,并且可以与潜在证人联系沟通,甚至从证人处获得书面证词。辩护人可以在庭上出示该书面证词,或者是在审判阶段作为检举、控告的材料。

  与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一样,意大利在是否扩大公诉人起诉被告嫌疑人的自由裁量权上思量再三。其中,意大利立法委员会授权强制检举起诉这一行为仅是出于他们的犹豫。然而,新法典还是为处理案件提供了另一种方式。公诉人在证据不足以证明犯罪事实成立或不足以证明该犯罪行为为某一特定被告人实施时,可向审判法官提出免于审判程序,简易快捷处理案件的要求。

  另外,还确定了证据保全程序。这是在侦查阶段一直十分重要的程序。在这种程序中,公诉人和辩护律师都被允许可向某一“特殊证人”要求提供证据,但是前提是,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该证人在审判前存在人身未能得到有效保护、已身患重病、突发死亡等情况。若这种特殊情况确实存在,那么启动证据保全程序能“冻结”证人证词,在审判前就将这些证据归入审判材料中去。

  在证据保全程序中,会指定一名专门的法官来主导、监督最初的调查。该法官有权决定是否保释,并且要维护侦查的公平公正。但是真正掌握侦查权的是公诉人,法官仅仅起了监督的作用。

  意大利新的《刑事诉讼法典》还采用了预审程序。这种程序是一种简易的书面审查程序,能够决定案件是否能够进入审判阶段。公诉人在预审程序中,将在侦查阶段所收集的证据和材料全部交由预审法官。在预审阶段,都有记录设备、通信设备,公诉人可以不用申请证人出庭,但是还是要将侦查的大致情况和初步结果予以陈述。辩护人也有机会就自己参与或者独立调查的材料内容与公诉人对质,就案件是否需要进入审判程序与公诉人进行当庭辩论。而且,辩护人还被赋予要求法官进行审问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可能未被允许。法官也可要求当事人收集其它的他认为很有必要的重要证据。在预审程序结束时,法官将会最终决定案件是否能够进入正式审判程序。一旦法官驳回对被告的指控,宣判无罪,那么被告将立即得到释放。

  在新法典颁布的第一年中,预审程序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因为法官在案件中对公诉人大多放宽了标准,对被告不利的控告并不是驳回起诉的基本原则。在1999年,对法典进行了修订完善,对案件能否进入正式审判程序增加了难度。如果在预审程序期间,存在缺乏强有力的证据、证据未达到开庭要求、控诉内容并不构成刑事犯罪、被告不成立或者非法起诉等情况,法官可以驳回指控。

  并且,如果在起诉期间,部分相关证据未被收集齐全,法官有权自愿选择是否继续完善材料。这或许对预审程序来说开启了一种新的方式,迎来新的时代,但是,和从前一样,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个人行为和他们对待这种权利的态度。大多数法官并不愿意在预审时出现“预预审”情况,而是倾向于将案件推向当庭宣判判决结果的审判程序。

  虽然预审阶段允许法官查阅使用基于侦查阶段整理的材料、文件,新法典部分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原则:限制书面材料在审判阶段的使用。送达给审判法官的材料限于起诉材料,其余的材料、证据等都必须在开庭审判时口头陈述。除非当事人双方同意使用在侦查阶段针对被告做的书面材料。这些材料在质证的时候可作为口头证词的“备胎”,但是存在于书面材料中所谓的证据也有可能在审判中被驳回,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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